1940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国内外极为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发挥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继续承担起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无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彪炳史册的功绩。        进入1940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德军打败了英法两国军队，接连侵占丹麦、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挪威诸国。希特勒以闪电战燃起的熊熊战火，迅速席卷半个欧洲。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结成了三国同盟，法西斯势力猖獗于一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
       国际形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受德、意在欧洲战场胜利和英美在东方妥协政策的刺激，日本侵略者急于抓住这“千载一时之良机”，叫嚣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以抽出兵力南进扩张。为此，一方面发动了枣(阳)宜(昌)等战役对国民党政府加以军事威逼，另一方面，则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再次对其进行诱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各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妄图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动摇、倒退、投降和分裂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于1940年3月拼凑成立了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于194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日本展开正式谈判。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策划反共行动，制造军事摩擦，直至发展为掀起反共高潮。这些都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历史进程带来了深刻影响。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沉着应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完成历史赋予自身的艰巨使命而不懈奋斗。        1940年1月9日的古城延安，“虽是冬天，中午的阳光却使人感到暖和，延河里结的厚冰上也化出了一薄层润滑的水。”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场上，气氛热烈非凡。从下午一直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都在认真聆听着主席台上一位虽身着普通灰布棉军装，却“精神焕发”者的讲演，并深深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这位演讲者正是毛泽东。他演讲的题目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这篇后来被修改、补充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著名演讲中，毛泽东对 “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世人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它和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一起，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其作了系统性阐述。
       在这些光辉的历史文献中，毛泽东科学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鲜明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其中，“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它“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而这一点，也正是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能够联系在一起的内在逻辑。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在文化上，则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演讲的结语中，毛泽东用他浓厚的湖南乡音向世界豪迈地宣称：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关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曾形象地描绘道：“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如今，伴随着毛泽东精辟讲解和豪迈宣言，大家感到“拨开了迷雾”，心中的疑问一扫而光，对“中国向何处去”有了明确答案，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在各种艰苦卓绝条件下奋勇前进的光辉旗帜，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1940年，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策略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防共”“溶共”等一系列反共方针的出台和实施，国内政治形势逐渐发生了逆转。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为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重兵向陕甘宁边区、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等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对此，根据地军民坚决予以有力反击，随即又派代表与其展开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成功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中共也迎击了国民党的进攻，对其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等疯狂叫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与反击，这也正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当时“不了解的依然还多”。
       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也为了系统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于1940年3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毛泽东认真考察了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他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强调，同顽固派斗争，必须坚持自卫、胜利和休战的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指示还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这些都在最大限度上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的同时，广泛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进步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还指出，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也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此问题上，要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而一系列事态证明，它们的提出和执行，为中共成功应对各种危局，坚持抗战到底，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重心转向华中。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北黄桥向新四军发动无理进攻。面对强敌来犯，人民军队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诱敌深入等战术，于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1.1万人，成功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此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其最高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也是毫不畏惧，妥善应对，采取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之方针，同其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功打退了这次反动高潮。
       这再次证明了中共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面对艰难多变的环境，能够正确处理各种难题，成功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把其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抗日力量。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日军仅在华北地区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人以上。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
       面对新的形势，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即：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开展敌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共广泛动员人民、依靠人民，领导人民抗日武装，顽强战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长城内外，处处听到抗日救亡的怒吼，大江南北，时时可见人民军队奋勇杀敌的英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0年8月至翌年1月，为坚决遏制当时的投降和妥协暗流，同时也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主动出击，因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故名之为百团大战。
       这是全面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8月20日夜，战斗按预定时间全线打响。日军被攻于不备，惊慌失措，一时间“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对这场战役，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这样描述：“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夜以继日，一连厮杀了5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百团大战“有如一阵暴烈的霹雳，轰动了整个华北战场，以至于全中国全世界”，到12月初，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此外还破坏或摧毁了大量铁路、公路、桥梁、隧洞、火车站、敌堡和据点，缴获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面对惨重损失，日本侵略军不禁哀叹：“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
       百团大战大大遏制了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暗流，以事实驳斥了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等恶意诬蔑，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人民军队的辉煌战绩面前，蒋介石也不得不致电嘉奖，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对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大量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从1938年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比例分别达到58.8%、63%、58%和75%。到1940年底，仅新四军即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量武器。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民族和祖国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他们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战斗中，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除东北抗日联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拥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已经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重要作用。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把根据地建设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项建设中，政权建设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问题。随着敌后抗战的不断深入发展，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在此前多方探索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指示还规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此外，指示还对相关政策和施政方针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三三制”切合当时实际，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能够广泛地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后，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照指示，各根据地都根据“三三制”原则对原有的政权组织进行了充实和调整。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在党的自身建设以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工作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940年，毛泽东曾不无骄傲地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
       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进步、发展与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落后、腐朽和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不但在无数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圣地延安的进步青年心中引起强烈震撼，也同样给诸多到访的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嘉庚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著名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进行了访问。在延安期间，他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会见，并就国共合作及抗战形势等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相谈甚欢。此外，他还多次进行了实地走访、考察，对中共的政策主张，边区的施政纲领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直观认识。
        访问延安之前，陈嘉庚曾先到过重庆，耳边一度充斥着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各种污蔑言论。经过实地考察，陈嘉庚认识到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转而充满了对中共的钦佩和赞慕之情。在重庆，国民党为拉拢陈嘉庚，曾以巨资招待他，但他却对铺张浪费、奢侈应酬深为不满，  更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纸醉金迷和贪污腐败愤郁不平。在延安，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到后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最名贵的菜不过是一味鸡汤。毛泽东还抱歉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 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其诚恳、盛情而又简朴无华之处，令陈嘉庚深为钦敬。
       陈嘉庚对延安浓厚的民主氛围也多有感触。一次他与毛泽东会谈时，因为场地较小，人员较多，很快座位就坐满了。这时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硬是挤身坐下。只见毛泽东向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着把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他还看见，一次吃饭时，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饭，杂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联想到重庆国民党官员的等级森严、作威作福，陈嘉庚不禁感慨万千。他后来感叹道：“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由是他断定，“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